刘彦随:“营造新型村镇化制度环境成为关键战略”

 

新局之光——百名学者前瞻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大势

中国经济时报 2014-03-10(两会“特刊”)

http://jjsb.cet.com.cn/show_176016.html

 

营造新型村镇化制度环境成为关键战略

刘彦随 北京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多元化经济变动的影响在增大,国内结构性就业难题、行业问题、区域问题日益显现。政府资源型垄断、拉动型投资有所减弱,土地财政、矿产经济、高端消费增长趋缓,城乡人口、土地、产业协同耦合与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健全体制机制,引领传统制造业、过剩产业、高耗企业的转型和转移,激励城镇创新发展,激发农村创业动力,激活城乡内需市场成为首要任务。产城融合、人地协调、农业安全、民生保障的社会热度上升,着眼构建统筹城乡新平台、村镇建设新格局,着力治理“城市病”、根治“乡村病”,营造新型村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环境成为关键战略。

 

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程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研究员

2014年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依然错综复杂。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形势将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新兴经济体减速导致的外需减少。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出口的市场结构可能会有所调整,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对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有所回落,由此推动出口产品、贸易方式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正处在比较优势转换的关键阶段,在全球经济低迷、外需不足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能够保持稳步增长,已属难得。从政策层面看,当年外贸政策宜以“稳”为主基调,保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基本稳定,继续在检验检疫、海关等方面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但不必采取过度刺激出口增长的政策。

重点应抓住机会窗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出既稳当前,又利长远的改革开放新举措,助推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是加快自由贸易园区的推广。进一步大胆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同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尽快在全国做好自由贸易园区的布局,选择重点区域设立一批新的自贸园区,使之成为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龙头。

二是加速跨境投资体制改革。结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率先推进跨境投资体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吸引高端产业活动与人才汇聚,充分发挥其溢出效应。对外投资体制从“重审批”转向“重服务”,简化审批管理程序,优化境外投资服务,打造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性企业。

三是把服务业开放作为重点,形成服务业对外开放与规制改革的良性互动,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尽快进行能源领域改革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进入2014年,全球能源市场发展趋势稳定成为共识,短期内能源供应将相对宽松,能源发展前沿话题和紧迫研究方向或将回到新能源发展、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来。

国际方面,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和能源供需格局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进口国,对全球能源市场有重大影响。中国能源需求增量占国际能源需求增量一般在40%—60%之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环境治理,中国能源需求增长放缓将导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放缓。

二是美国由于页岩油气快速发展而减少油气进口,甚至增加出口,这也将影响全球能源格局和市场,尤其是石油市场。因此这两个因素将共同导致能源市场供需相对宽松。

中国目前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应该可以利用目前能源供需比较宽松 (主要是煤炭供需宽松)的时机,尽快进行能源领域改革,包括能源体制和能源价格改革。能源价格是现阶段能源改革的关键环节,能源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建立透明合理的能源价格机制。

结构性变革:促进发展的新动力机制

刘刚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随着国际和国内市场条件的变革,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的结构调整期。因为驱动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机制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在要素驱动报酬递减效应的影响下,2014年中国经济总体仍将呈现小幅下滑态势,但是经济运行的质量将有所提高。

经过近年来的积极探索,涉及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大改革政策将在2014年启动。其中的核心是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目前在许多新兴领域,政府仍然用传统的甚至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和手段实施管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阻滞了新的结构变革及其推广普及。放松管制和形成新的经济管理方式方法,是促进新兴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2014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积极地关注正在发生的适应新的环境变化的结构性变革因素。例如,企业结构、生产组织方式、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结构的变革,常常预示着经济发展的未来。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每一次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都以新的结构性变革为先导。新的结构性变革一开始可能仅仅出现在某个局部,随着环境的改变,通过报酬递增最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来源。如何适应新的结构性变革,通过放松管制和构建有效的政策环境,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是2014年最值得关注的事情。

要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

刘满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

对于今年我国总体经济形势,本人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经济增速下来了,但我们要逐渐适应,更要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所以我们要做好过几年苦日子的准备。

对于改革,目前社会大多谈的是展望改革的美好前景,在此,我想提醒的是:在全面推进改革的同时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改革不仅有收益,而且还要付出成本。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必然涉及到改革成本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转移及分摊的问题。改革使部分个体获得收益的情况下,往往会改变原有利益分配格局,在社会总体成本保持一定的前提下,却发生了成本与收益的分化,一部分人从改革中获取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却为此付出了改革成本,反而会引发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加大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成本。此时,改革进程要保证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顺利实现改革目标,不仅取决于各个利益主体对于自身成本——收益的比较,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形成各个利益主体对改革成本的约束及分摊。

政策要转向结构性总量政策要退出

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经济状态影响政策的走向和改革的进展,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政策的稳定和改革推进;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改革怎么推进,同样影响经济的走势,尤其在经济增长趋缓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政策、改革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合适的政策和恰当的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向好的方向演变。

如何确保经济、政策与改革三者形成良性循环,是实现经济形势和改革前景向好的基本条件。

当前的经济依然处于结构性紧缩状态,短期内无法改变。结构性紧缩是结构转换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而且也无法用总量性的扩张政策来缓解。不言而喻,结构性紧缩意味着高风险。这与总量性紧缩导致的经济下行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其风险也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当前经济增长仍在7%—8%之间,表面上不错,但其潜在风险比总量性紧缩导致的风险要大得多。

这至少告诉我们两点:一是政策上要转向结构性,惯用的总量政策要退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物价政策都应当是结构性政策,减少宏观不确定性,稳定微观行为预期,为经济社会结构调整铺路搭桥。二是改革要稳定长期预期和宏观预期,避免改革上“重数量、轻质量”,防止现在的改革成为以后改革的障碍,使改革真正产生“制度红利”,激活经济社会的活力,并源源不断得以释放出来。政策是化解短期风险的手段,改革是防范长期风险的途径,两者搭配好,结构性转换的高风险就可化险为夷。

中国经济面临双重挑战

刘卫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4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下降的特征将更加凸显,经济增速正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增速将达到72%左右,中国面临保持适宜经济增长速度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双重挑战。

从三驾马车看,消费仍将发挥经济增长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传统消费领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住行消费”在住房市场调控、特大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以及交通疏导等政策的影响下,将面临一定阻力,而发展型、享受型等新兴消费热点和消费形式(如电商)将呈快速增长态势。投资领域中,新型城镇化红利逐渐释放,基础设施投资利好,但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仍需进一步提高,避免贪图“高大上”,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压力。随着行业准入门槛放松、产能过剩问题逐步缓解以及整体经济运行效益改善,制造业投资的期望收益有望得到改善。在投资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房地产,经过近年来房地产的快速建设,中国人均套户比已经达到10左右,总体供求矛盾大大缓解,下一步问题是区域市场分化日益严重,一线城市供求仍较为紧张,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景气下降,201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预计为17%左右。出口方面,虚假出口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统计数据上将会出现恢复性增长,发达经济体经过去杠杆和资源重新配置以后,已经度过最坏阶段,今年总体出口形势可好于2013年。

当前应着重改变现行政府治理模式

刘小川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4年中国经济将保持持续的稳定增长,这将对深化经济改革提供良好的基础保障。主要依据是:第一,我国的主要商品物价持续稳定,为经济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第二,老百姓的收入稳步上升,为经济稳定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第三,国际经济出现复苏,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第四,国内经济软着陆已成定局,为经济结构优化创造良好环境。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些可能影响经济良性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吞噬已有的优势基础与条件,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保护主义壁垒较难突破;第二,利益集团城池坚固,政府职能转变难度较大;第三,环境治理、收入分配等问题积重难返;第四,国际政治压力较大,对外经济恐受拖累。由此可见,上述不利因素均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关。

营造新型村镇化制度环境成为关键战略

刘彦随 北京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多元化经济变动的影响在增大,国内结构性就业难题、行业问题、区域问题日益显现。政府资源型垄断、拉动型投资有所减弱,土地财政、矿产经济、高端消费增长趋缓,城乡人口、土地、产业协同耦合与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健全体制机制,引领传统制造业、过剩产业、高耗企业的转型和转移,激励城镇创新发展,激发农村创业动力,激活城乡内需市场成为首要任务。产城融合、人地协调、农业安全、民生保障的社会热度上升,着眼构建统筹城乡新平台、村镇建设新格局,着力治理“城市病”、根治“乡村病”,营造新型村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环境成为关键战略。

2014:中国经济“底部修复”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结构大调整、制度大改革和政策大回转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景气难以在短期快速逆转,这也决定了2014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2014年中国GDP增速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76%,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约1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整体形势弱复苏的带动下,中国出口增速在2014年将有所反弹,但由于新兴经济体的持续疲软以及欧元区经济的波动,中国出口增速的波动有可能加大,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

在大改革的冲击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2014年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难以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19%,比2013年水平略低。

由于“八项政策”、“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活动的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难以快速反弹,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显化,2014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0%。

2014年在翘尾因素、食品价格上扬、改革带来的价格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将有所上扬,预计2014CPI将达到32%,GDP平减指数达到30%。全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但不严重,核心CPI相对稳定。

中国经济仍处在“W”形周期第二个“V”形底部

刘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处在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W”形周期的第二个“V”形的底部,还没有实现反弹回升。2014年在比较有利的世界经济环境和陆续实施的各类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基本趋势,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都将取得新的成绩。

从经济形势看,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在75%左右的水平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继续有所提高,特别是随着社保体系完善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均等化,扩大消费的条件将逐步形成,出口形势可以保持基本稳定;从产业结构看,制造业仍然起关键作用,一方面要下大力气克服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还要靠技术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服务业比重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将继续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从全面改革看,围绕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起更大的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将为各类市场主体、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加广阔的优化配置空间,为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条件。

2014:经济总体谨慎乐观

刘霞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对2014年的经济总体谨慎乐观,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实体经济的通货紧缩。从数据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环比和同比不断下滑,购入成本也在下降,时间达两年;从利润看,工业企业利润下降明显;企业负债率高居不下,应收账款快速增长。实体经济通缩影响向信用和负债表等方面传递,金融风险不断累积。

二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与前几年相比已经有了明显下降,接下来的问题是下降是不是还会继续?

三是地方财政收入不稳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财政的支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的所谓生产型财政快速转变为公共财政。我们注意到,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是合适的,但高收入国家很少采用。原因是税基太窄,税收容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有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潜力。我国是一个地区经济差异很大的国家,东部的大部分城市已经进入了高收入阶段,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有的税制是不是需要转型?

四是要当心房价的问题。目前有种种迹象表明,我国部分地区的高房价可能很难维持,房价下跌可能在一些热点地区出现。一旦出现快速的房价下跌,将对我国宏观经济形成很大的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