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 2013年09月23日 记者 黄俊溢

“全村共有603户，约2460人。目前，大概有1000多人在外打工挣钱，留守在家的大多是45岁以上的以及18岁以下的人员。”近日，湖北省谷城县田河村村支书对记者描述了该村的现状。然而，这种情况在农村似乎已经见怪不怪，农民社会主体老弱化已经成为许多村庄的一种“常态”。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刘彦随对“乡村病”的研究长达8年。他在向总理汇报时，把研究成果浓缩在短短的几分钟里，着重谈了我国“乡村病”的“四化”。这“四化”中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农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

据刘彦随介绍，主体老弱化已成我国第二大“乡村病”。“农村空心化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直观上是空心村破败不堪，其导致的后果就是留下来的多是留守儿童、老人、妇女。”刘彦随称。

刘彦随认为，我国已进入 “少子老龄化”时期，农村青壮劳力过速非农化，加剧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问题。一些乡村文化衰退、产业衰落，“三留人口”难以支撑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有地无人耕、良田被撂荒”成为普遍现象。

一直以来，“三留人口”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农村留守老人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而产生的一批群体，这部分群体，因家中子女进入城镇经商、务工，晚年养老比较困难。同时，随着年龄不断增大，该群体也逐步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由于经济来源比较匮乏，加之缺乏相应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致使很多留守老人因经济困难而导致养老条件较差，很多老年人无法得到基本生活健康保障。“养儿防老”已成为年迈父母们遥不可及的愿景。

与此同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推进，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老龄化进程显著加快。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正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

最近发布的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年）》显示，我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已接近50％，2013年将突破1亿人。农村“空巢留守老人”规模庞大，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而这些老龄化的人口大多是以农村留守老人的身份存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无子女老年人和失独老年人开始增多，他们当中许多人存在孤独、苦闷、抑郁甚至厌世等心理问题。

此外，农村留守儿童的巨大规模和快速增长一度引发各界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等人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地域分布等基本情况：2000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1981万人，2005年上升为5861万人。此外，留守儿童占所有儿童的百分比从2000年的8．05％上升到2005年的21．72％。短短五年间，农村留守儿童增长了近两倍之多，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

2013年3月，段成荣等人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估算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地域分布等基本情况：2010年，全国0至17岁的留守青少年儿童有6972．75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6102．55万人。农村留守儿童的年龄结构与2005年相比，学龄前儿童规模快速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规模逐渐收缩、大龄儿童规模明显减少。此外，农村留守儿童高度集中在川、豫、皖、粤、湘等劳务输出大省。绝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有机会接受义务教育，不过，6至17岁的农村留守青少年儿童中仍然有3．38％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

父母角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成长极为不利。2012年7月，“2012全国留守儿童健康人格研讨会”就曾发布我国首份《留守儿童健康人格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格缺陷问题堪忧，突出表现在学习焦虑、与人沟通焦虑、处事敏感、易冲动等方面。段成荣指出，当下农村留守儿童具有轻度及其以上健康人格问题的得分率显著高于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

近日，有媒体关于河南三门峡留守妇女的报道引发争议，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现状再一次引起社会关注。目前，留守妇女的问题同样十分显著。受到传统观念、自身素质、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制度因素等制约，农村留守妇女普遍存在着劳动强度大、家庭经济状况不理想、对婚姻家庭有心理压力、身体健康堪忧、政治参与度不高、精神文化生活欠缺、未来愿景体现传统倾向等现实问题，这些也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根源。

对于农村主体老弱化的现象，熟悉农村情况的刘彦随表示担心，“我们的农耕文明、乡村文化怎么传承？乡村的生存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安全空间、文明空间在哪里？”

刘彦随说，“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对每个人来说不一定是必须的过程。必然的过程要坚持，但是必然与必须不同。作为理性的人，农民工有自己的思想和诉求，需要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自主自愿地做决定。所以，政府的责任要注重培育新型农民主体，根治农村不养人、不留人的‘乡村病’。”

对于“乡村病”，刘彦随给出的建议是：农村整体设施水平、服务水平、管理水平都要在新时期有一个根本的变革，建立一整套能够使城市与农村统筹协调的保障体系，以及平等、互惠、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其核心是深化农村体制制度改革，加快农村产权、户籍、土地、社保制度和基层治理机制创新。

“新型城镇化，关键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使城镇化成果真正惠及农民。”刘彦随强调。

注：《人民日报》发表刘彦随研究员“新论”：新型城镇化应治“乡村病”（2013年09月10日 05 版 评论 http://rard.aicas.cn/post?postId=851）。刘研究员率先提出并论述了中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乡村病”。本报发表专访刘彦随 聚焦“乡村病”之空心村 （2013-09-16 9版 http://rard.aicas.cn/post?postId=852）。